孙子兵法里，对于组织架构，是有明确规定的，即“将受命于君”，直接接受“君”的领导。由此可见，孙子兵法认为：一个有战斗力的组织，金字塔式的管理模式，是最有成效的。
这就提出两个概念，一是“君”要具备什么样的素质；二是“将”要具备什么样的素质。而孙子兵法提出的“主孰有道”即回答了为“君”素质，“将孰有能”即回答了为“将”的素质。关于为“君”，即什么是“主孰有道”我们将在下一次进行系统分析，今天，我们来分析什么是“将孰有能”。
有“将”便有“君”，对于企业管理来说“将”即指中高层管理，特别是高级经理人，包括聘请的CEO，而“君”即指企业的老板。在孙子兵法中明确指出为“将”要具备五种基本素质，即：智、信、仁、勇、严。而这也是现代企业中，一个高层管理者需要的最基本的职业素质与要求。
什么是“智、信、仁、勇、严”？笔者认为，其实就是指一个高层管理者应该具备IQ（智商）与EQ（情商）两方面的素质。
智
指一个高层管理者的智慧、智谋、策略、变通与调整，它是一个为“将”者IQ、EQ的综合体现。一个足智多谋的高层管理者一定是一个充满智慧，且懂得分析、评估当前所处利弊的人，在危的时候，他懂得“曲”，在安的时候，他懂得“动”，讲求一种“动静有常”、“刚柔相济”。“曲则全，枉则直”最能检测“智将”智慧的标签。而在企业管理中，往往很多高层管理者，往往只具备智中的IQ部分，而缺少了EQ的部分，说得更直接些，就是在做策略时，往往只讲求“效率”的部分，而忽视了“沟通”的部分，以至急攻近利，最终反而不能达到“效率”，导致“欲速则不达”的结果。在中国式管理中，而“沟通”是什么？“沟通”就是细节管理，就是“面子”管理。沟通好了，事情就会顺达，沟通不好，事情就会遭到层层阻力，“阳奉阴违”即是这个道理。西汉初期，汉景帝与其老师晁错，以提出“削番”国策，挤身于西汉优秀政治家行列，因此其IQ是极高的。但其虽有战略眼光，却没能搞清楚执行这种策略，将会导致的后果，因此，其EQ是比较低的。而汉武帝就比较聪明了，他提出的是“推恩令”，虽然叫法与“削恩”国策不同，但实质是一样的，都能达到消除地方番国对中央政权的威协。
信
指一个高层管理者的忠诚度、信誉度，要对自己的“君”忠诚，对自己的将士要信誉，它也是一个为“将”者IQ、EQ的综合体现。在现代企业中，一个高层管理者，能力可以一般，但对自己的老板的忠诚度，必须是赤胆忠心。能力一般的高层管理者，至多会多犯几个错误，开疆拓土的速度会慢一些，但对企业造不成毁灭性的打击；但如果一个高层管理者，如果对企业不忠诚，那只要一个关键机密的泄露，都将对企业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在关键时候可能还是毁灭性的。这种情况，在中国式人文背景与管理文化中，其特征尤其明显，而这也正是历代王朝中很多国君之所以宁愿任用一些能力一般的人做宰相，而不愿意思任用特别有才干的人。原因很简单，特别有才干的人，往往IQ很高，且有理想，有追求，如果其太执着了，那就会走到“亢龙有悔”的层面，甚至不知不觉中就忘记了EQ的作用，无意中便“功高盖主”，而这种“功高盖主”是一种“势”，“势”降临了，有时候不是自己所能阻挡的。正如三国时期的曹操，据《三国志》记载其天生并不是志向就要当一个“窃国大盗”，当一个“国贼”，只是当其形势发展到最后，为了自保和保全其身边的利益集团，他已经不能再抛开“权力”，因为放权，意味着便是灭顶之灾，“不进则退”便是这个道理。
因此，做为一个高层管理者，对于企业最重要的是忠诚，这也是企业选人的第一要素，“德才兼备，以德为首”其意义就在这里。一个企业老板，对于选择得力助手，IQ可以稍逊一筹，但EQ却无论如何要占第一位。
仁
即仁慈、仁义，待人宽容，体察下属，甚至做到善待敌人，它集中反映出一个为“将”者的EQ素质。仁，其实也反映出一个为“将”者IQ素质，但更重要的是反映出一个为“将”者的EQ高低，因为仁，更多方面表现在处理人事关键，即上下级关系和敌我关系。对于一个高层管理者，需不需“仁”的精神呢？答案是肯定的。在一个企业里，如果一个人没有仁德之心，处处视别人如敌人，那后果不堪设想。对上不仁，就会失信于上；对下不仁，就会失信于众，最终导致的结果，只能是众叛亲离，落到最后孤家寡人的地步。仁，说白了，就是对别人要有宽容之心，对于下属或同事，有小毛病，可以以包容的心态待之。人都有差异性，因为每个人都有性格，有脾气，如果哪一个人，当不服从你的管理，然后你就记恨在心，时时想到要拿别人小鞋穿，那么就达不到为“将”的包容之素质。当然，包容是要讲策略的，如果一个高层管理者，处处讲包容，讲求无原则的包容，那么就是一个纵容，管理就无从说起，更别谈团队执行力和创造力了，只会是一团散沙。因为，“仁”这就是应用到是IQ与EQ的灵活应用，缺少一个都不能合理应用，特别是善待“敌人”这一方面，如果是投降过来的“敌人”，那便是“友”，就要“卒善而养之，可谓胜敌而益强”，如果对于坚定的“顽固分子”，那就不用一味的“仁义”与包容，就要采用“枪杆子里出政权”的策略。企业管理也是一样，虽然上善若水很重要，要先礼后兵，但如果“礼”不能见效，那就要用“兵”之策略，达到整顿、整合企业的目的。
勇
即指勇气、勇敢，敢于承担责任，勇于担当，它集中反映了一个为“将”者的IQ素质。对企业管理来说，勇敢与勇气，它表现的是一个高层管理者的执行力和创造力，反映的是一个高层管理者“攻城略地”，开拓市场的能力。在现代企业里，如果一个老板评价一个员工或管理者：“他真能干，业务能力很强。”这句话的含义大部分意思是说“这个人很具有优秀的业务拓展能力，具有良好的执行力和创造力”，在孙子兵法里就是“勇”的意思。勇，其实也是现代企业中最需的人才，因为“勇”代表的是执行层面，它与管理层面不同，它代表的是执行层、落实层，而支撑企业运转的是直接创造价值的执行层，而不是间接创建价值的管理层。“二八法则”里这样说：“一个企业，百分之二十的人，创造出百分之八十的利润。”而这百分之二十，就是指执行层，即真正“勇”的人。“勇”的人，一般是IQ很高的人，但这一类人，未毕是一个EQ很高的人，如抗金大将、精忠报国的岳飞，不可谓不智，不可谓不忠，不可谓不仁，也不可谓不勇，说他IQ很高，这没有人会反驳，但说他EQ很高，大部分人，就会起来反驳，说：“如果他EQ很高，就会勇于担当，会以判明秦桧的阴谋，会以‘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以致于不令自己的抗金大业毁之一旦。”企业需要一大批开拓市场，讲求执行力的人，高层管理者同样需要这种“执行力”的素质，否则就做不开上传下达，不能贯彻落实董事会的战略措施。
严
即指严格，即要对自己严于律已，也要严格要求别人做到遵纪守法，这是为“将”者IQ、EQ最直观的外在表现。在企业管理中，严格往往与“制度”划等号。要使一个团队有执行力，就必须要严格，要有制度，否则如同散沙，没有战斗力。而一有制度，就代表约束，就会束缚一部分人的行动，甚至扼杀创新能力、创造能力，这就要求高层管理者要学会变通，而变通就是EQ素质，用制度管理人就是IQ的素质。
在现代企业管理中，自己做到严于律己，做到“其身正”往往是不够的，自己做到“其身正”只能起到表率与榜样的作用。如果你不去学着与别人沟通，高高在上，这种表率也就浮于形式，只能在道德上约束别人，不到在权利上起不到约束的作用。正如水浒传里的黑旋风李逵，虽然及时雨宋江的“其身正”能在德的方面压制其散漫之气，但只要宋江不在身边，其恶习便会表露出来，给组织造成重要的损失。因此，“严”有三个层次的含义，一要做到对自己“严”，要做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要做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要“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孙以出之，信以成之”；二要做到让别人也“严”，别人也严于律己，让别人自动自发地维护整个组织的健康运转；三要在“严”的同时，要学会变通，因为人都有差异性，该严的时间严，该不严的时候就不严，该看见的时候看见，该不看见的时候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样才能调整个组织的创建力、构建整个组织的凝聚力、激发整个组织的创新力和执行力。试想一下，如果宋江处处铁面无私，不能容忍李逵的种种恶习，李逵能为宋江出生入死吗？如果刘备不能容忍张飞的粗暴脾气，张飞能为成为刘备的左膀右臂吗？唐太宗李世民不能容忍魏征的时不时的“犯龙颜”，中国也许就少了一个最优秀的谏臣，而在历史的长河恐怕又多了一个冤死鬼。
孙子兵法中“智、信、仁、勇、严”作为对一个为“将”者的素质要求，用在企业管理中其实是一样的道理，一个企业管理者，只有具备这五种素质，才能在IQ、EQ两方面得到全面的提升，方能成为综合型、复合型人才，缺了哪一项，都会影响到一个管理者的管理能力和执政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