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经济的巨轮呼啸而过时，谁都没有料到中国的经济会像装了永动机一样，一直在高位运行，从没有停滞减速的迹象。经过30多年的努力，中国的经济已经取得了世界瞩目的巨大成就。而这成功的背后，则得益于中国30年前的一次从文化意识开始的转型。当经济发展取代阶级斗争而成为一切的主题时，我们的经济在飞速发展，我们的生活水平在逐步提高，我们的国际地位在日显重要……
但我们的幸福感却并未随着经济的腾飞而一起增加！
因为经济发展的同时也让我们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中国人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正在日益恶化；中国人饮用的水源有70%含有对身体有害的物质；我们现在吃的食品更是面临诸多的安全隐患；频频连发的腐败案件让公民对政府失去了应有的信任；中国的教育一次次让人看到其失败之处……经济繁荣的背后，中国也同时被诸多的矛盾和社会问题困扰着。
中国的传统价值观绵延千余年，至上世纪中叶遭遇断层。那时的中国，在特殊的历史时期，停滞了10多年的发展。这除了给中国的经济造成了毁灭性打击之外，更为深远的是对中国的传统价值观造成了极大冲击：导致了中国人集体信仰的缺失，并对意识层面的事物讳莫如深。
这种情况直到1979年，才发生了重大的转折。中国开始确定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治任务。当时的这一决定，确实是符合当时国情，是强国富民的美芹之策。从一个政策的扭转，到中国人真正切实以此导向建立坚实的物质之基，以及与之匹配的上层建筑，花费了中国人30多年的时间。而这一政策刚开始，首先冲击国人的，便是文化价值观的转变。习惯了计划经济体制的中国人，刚开始很难接受优胜劣汰、公平竞争的市场经济体制。有人些抵制，有些人试着接受，还有一小部分人已经看到其中蕴含的机遇而感到欣喜。
中国现在已经步入21世纪，尽管中国的改革还没有取得完全的胜利，但以目前的进度而言，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策，已经被贯彻的非常彻底。现在的我们已经非常坦然地接受了市场经济的运行规律，及其背后的文化价值导向。但将社会作为一个系统而言，单一的事物占据主导地位，就会容易造成系统的失衡，这个原则在文化意识领域也同时使用。中国30年以来，一直坚持着经济建设的主导向，并努力将改革推向更深层领域。这种政策的引导，使得对经济的衡量延伸到对地方经济、单位乃至个体的“经济量化”。量化是一种方式，其背后则是一切以经济为目标、以结果为目的的文化导向。中国现在可以随处可见这种对“经济”效果的衡量，并已经成为主导整个中国整体文化发展的指挥棒：考核官员，要看其所在地区的GDP；衡量学校好坏的标准，简化为升学率、国际论文数量等冷冰冰的指标；政府对一个企业的态度好坏，则决定于企业给地方的税收状况；企业对员工的考核，有的则看其“关系网”给企业带来的利益大小。更为甚者，这种量化经济的指挥棒，已经深入到更深层的地方：现在报道中国的电影市场、评价导演，必以票房为准，必以XX亿票房为标；中国每逢体育赛事，每个运动项目都以多少金牌为目标；某些重点小学，从开始就对那些刚脱离幼儿园教育的学生进行优胜劣汰，对那些综合素质不高，比如缺乏沟通能力、协作能力的幼儿关上教育的大门，岂不知学校最基本的职责就是教会我们的孩子弥补性格的缺陷，明白做人的道理？
在经济指挥棒的指引下，我们的社会被一种物质主义、拜金主义、GDP主义等诸多与经济和物质联系的各种主义所主导。而且这种文化的导向已经弥漫于中国的各个领域，从我们的孩子到大学生，再到我们这些成人；从经济发展的大都市到落后的偏远地区；从我们吃的食物到我们的医疗，从我们的外貌长相到我们的道德底线……凡此种种，都已经被实际、物质、金钱、利益逐步污染、侵蚀；而那些理想、梦想、希望、道德则逐步离我们越来越远。
中国现在已经有所觉醒，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就是试图解决经济发展过程的产生的巨大副作用。但这还不够，因为那些扎根到中国每个角落的指挥棒，仍然在发挥会着作用。那些与科学发展观对接的整套机制、体系都很没有真正建立。而我们现在的努力还会可能被巨大的利益诱惑轻易击溃。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而且是反复的过程。我们用30多年的时间，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扭转了整个中国人的传统价值观念。而现在如果彻底扭转经济至上论的观念，则需要一个更长期的过程。
我们都期待这一天的到来，这是每个中国人都向往的幸福天堂：在这里我们可以放心地吃可口的食物；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小溪潺潺，鱼翔浅底的自然风光；在这里我们放心地将孩子托付给学校，孩子能身心健康的快乐成长；在这里我们道德的良知终会战胜物质的贪婪；在这里我们的理性让我们更加关心他人；在这里我们的狂躁焦虑得到释放而获得平和……